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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话表述我这20年来的体会，可以归纳为两点，一个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它的意思是，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太知道其中的难。另一个是‘事非经过不知易’。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很多事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搞不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你还没做，就有人先跟你说这个很难做出来。事实证明，并没有当初有些人吓唬的那么难。”
李国杰在1986年底学成回国，到2006年年底正好20年。这些年来，他主持研制成功了曙光1号并行计算机和曙光1000/2000/3000大规模并行机，领导计算所研制成功龙芯系列CPU，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等奖励。
“事非经过不知难”、“事非经过不知易”，这两句话是李国杰主持研制并将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的最好总结。
“人生能有几回搏”
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历史从曙光1号开始，曙光机的发展也是如此。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参观了曙光机之后，感慨地说：“高性能计算机的作用，不亚于两弹一星。”
1986年底，李国杰满怀报国热情，从大洋彼岸携眷归来，工作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90年，他被国家科委选聘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下称智能中心）主任。
当时，国内高性能计算机市场几乎全部都是国外产品，更谈不上超级计算机了。作为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专家组成员，李国杰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决定把发展高性能计算机作为突破口，并提出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要以市场为导向、研制成果一定要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原则。
1992年3月，智能中心组织了陈鸿安、樊建平、刘金水、李如昆、王永杰等人到美国硅谷进行曙光1号的封闭式开发。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李国杰提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口号。他坚信：“只要凝聚了一批脚踏实地、决心为振兴民族高科技产业而努力拼搏的斗士，外国一流实验室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人生能有几回搏”这句话后来写在了智能中心的墙上，其中“搏”字比别的字要大出好几倍，让见者振奋。
1993年10月，在李国杰的带领下，智能中心自主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SMP（对称式多处理机）结构计算机——曙光1号计算机，闯出了一条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之路。曙光1号是我国863计划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它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设计制造支持多线程机制的对称式紧耦合并行机的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我国在并行处理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
然而，此时李国杰清醒地认识到，曙光1号计算机实际上只咬住了当时国外高技术的尾巴，这远远不够。1995年5月，在研究人员仅有十来个人，所花时间只有两年，而直接科研经费只用了500万元的条件下，他们推出了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曙光1000在整体上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技术还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其运行速度的峰值达到了每秒25亿次。所以，有人说曙光机是中国的“争气机”，而曙光1000也荣获了199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199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天方夜谭”成现实
“在做曙光1号之前，国内做一台机器需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是八年前设计的东西八年以后基本上过时了，根本没有办法推广。我们研制曙1号，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国家投入200万元，省时又省钱，但更重要的是由此探索出一条在新的开放环境下怎么研制计算机的新路。”
“再拿CPU芯片来说，计算所没做芯片的时候，很多声音都说这件事太难了，中国人没能力做。我们用事实证明，中国人能够在专利丛生的通用芯片领域杀出一条血路，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李国杰看来，“事非经过不知难”更多的不是指集体攻关的难度，而是指在技术研发成功以后，如何将技术真正地变成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产业。他表示：“走过以后，你会发现，把一个科研成果变成真正有一定规模的产业，是非常非常难的。”原因在于，对于国产的高技术产品，我们国家目前的很多用户抱一种不太信任、不太支持的态度。这样造成的局面是，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者好像是在沙漠里学游泳，而不是在水里学游泳，缺乏应用环境。
“做自己的芯片也好，做自己的操作系统也好，计算机也好，都是这样。造成这种局面，可能和前一段时间我们自己的产品质量不高有关。另一方面，我们从政府到媒体等，在鼓励大家用自己的产品方面，舆论造势也不够。”李国杰对此深有感触。
难归难。事实证明，好多事情做起来也并没有当初有些人吓唬的那么难。比如，做龙芯的时候，有人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说你们几十个人能做出芯片来的话，就是“天方夜谭”。有些国外的人甚至说我们是小孩“玩过家家”——投资仅仅是国外企业同类研发投入的十分之一，甚至是百分之一。
但是，计算所的人不太信这个邪：我们就是要把东西做出来。经过四年左右的努力，在实际性能方面，龙芯已经做到中低端奔腾4的水平，而且功耗只有国外的1/10。令李国杰非常自豪的是，计算所的研发队伍也已经成长为一支高水平的世界级队伍。
“我更多是摇旗呐喊”
业界有人评价，李国杰和曙光公司紧密结合所取得的成绩，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如何将“知识-科技成果-市场”三者运作成良性互动的时代风采。
对于个人的贡献，李国杰认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科技方面的组织者、工程的领导者。“我更多是给团队摇旗呐喊，鸣锣开道，想办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我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大的技术决策，多听一些国内外的反映。我做的工作更多是战略性的。”
曙光机产业化的成功，李国杰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每一步方向选择的正确。“我们很多事情在产业化上不太成功，可能跟当初选的方向不太对有关。大家对曙光机的评价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比如做Cluster（集群），做网格，都是在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就开始做，每一步还都走对了。当时，AMD找过联想、浪潮推64位服务器，但是他们不太看好。曙光就比较坚定地做64位，所以在中国最早采用64位芯片的服务器就是曙光。”
对于自己，李国杰的评价是：“‘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这个我肯定做不到。我一直在讲，虽然我当了五年曙光总裁，但我不是企业家，甚至不是‘家’，连经理都算不上。我天生就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回顾过去岁月，李国杰认为自己从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乐趣。他表示：“你要说追求多少财富，多少权力，或者说给我什么官，给我多少奖金，这些我都不太在乎。事实是，我喜欢做这些事，做事情的本身就很有乐趣。快乐是在工作中间的。为什么做这个事就快乐？恐怕也是天生的。最高兴的时候可能就是，我感觉这一天过得很充实。”
李国杰的看法是：“快乐是在工作中间的。事实是，我喜欢做这些事，做事情的本身就很有乐趣。”
曙光1号
——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起点
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历史从曙光1号开始，曙光机的发展也从此开始。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参观了曙光机之后，曾经感慨地说：“高性能计算机的作用，不亚于两弹一星。”
1993年10月，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自主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SMP（对称式多处理机）结构计算机——曙光1号计算机，闯出了一条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之路！
作为我国研制的第一台用微处理器芯片构成的全对称多处理机系统，曙光1号使我国并行处理技术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是我国863计划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它标志着我国已达到了设计制造支持多线程机制的对称式紧耦合并行机的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我国在并行处理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以此为基础，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与国内几家大公司合资成立了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曙光1号的研制过程凝聚了很多人的辛勤劳动，包括早期参加决策的领导、专家，攻关过程中的众多科研人员以及应用过程中的相关人员。
1992年3月，智能中心组织了陈鸿安、樊建平、刘金水、李如昆、王永杰等人到美国硅谷进行曙光1号的封闭式开发，开始了11个月左右后来戏称为“美国洋插队”的生活。生活地为一美式独居小院，有四个卧室，厨房与客厅很大。办公处距生活处要开车20分钟左右。为方便加班，大家决定将办公地点设在客厅中。这样除与外界接触仍在原办公处外，其他的生活与工作就都在生活地进行了。
——樊建平（曙光１号系统软件负责人，现为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在智能中心，我曾和赵青、敖旭辉等一起调试曙光1号第二批主板；在杜晓黎的指导下写逻辑，并因为记仇儿，在年终聚餐时参与把他灌醉；和张晓霞一起去738厂联调；跑到樊建平老师的桌子前傻头傻脑地问他MPP和SMP编程有什么不同；抱着第一批曙光天演去总参安装；晚上和张浩、陈明宇、邹友勇等一起打MUD，并磨着居立去改经验值；写不出论文抱着自己的头，骂自己是白痴……
——赵晓芳（曙光１号主板调试人员，现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863计划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科技方面的事情一定要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863计划一开始是想跟日本人学做五代机，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到日本实验室去看了之后，发现他们做出来的机器自己都不用。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走一条更符合世界科技发展主流，又符合国情的道路。这个决策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决策就没有今天的曙光。我起到的最大作用是非负作用，就是我没有阻挡他们，我报给宋健同志（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家科委主任），而他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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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杰院士---经过方知难与易
“如果用比较简单的话表述我这20年来的体会，可以归纳为两点，一个是‘事非经过不知难’。它的意思是，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太知道其中的难。另一个是‘事非经过不知易’。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很多事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搞不起来的一个原因是你还没做，就有人先跟你说这个很难做出来。事实证明，并没有当初有些人吓唬的那么难。”
李国杰在1986年底学成回国，到2006年年底正好20年。这些年来，他主持研制成功了曙光1号并行计算机和曙光1000/2000/3000大规模并行机，领导计算所研制成功龙芯系列CPU，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等奖励。
“事非经过不知难”、“事非经过不知易”，这两句话是李国杰主持研制并将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的最好总结。
“人生能有几回搏”
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历史从曙光1号开始，曙光机的发展也是如此。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参观了曙光机之后，感慨地说：“高性能计算机的作用，不亚于两弹一星。”
1986年底，李国杰满怀报国热情，从大洋彼岸携眷归来，工作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1990年，他被国家科委选聘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下称智能中心）主任。
当时，国内高性能计算机市场几乎全部都是国外产品，更谈不上超级计算机了。作为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专家组成员，李国杰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决定把发展高性能计算机作为突破口，并提出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要以市场为导向、研制成果一定要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原则。
1992年3月，智能中心组织了陈鸿安、樊建平、刘金水、李如昆、王永杰等人到美国硅谷进行曙光1号的封闭式开发。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李国杰提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口号。他坚信：“只要凝聚了一批脚踏实地、决心为振兴民族高科技产业而努力拼搏的斗士，外国一流实验室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人生能有几回搏”这句话后来写在了智能中心的墙上，其中“搏”字比别的字要大出好几倍，让见者振奋。
1993年10月，在李国杰的带领下，智能中心自主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SMP（对称式多处理机）结构计算机——曙光1号计算机，闯出了一条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之路。曙光1号是我国863计划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它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设计制造支持多线程机制的对称式紧耦合并行机的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我国在并行处理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
然而，此时李国杰清醒地认识到，曙光1号计算机实际上只咬住了当时国外高技术的尾巴，这远远不够。1995年5月，在研究人员仅有十来个人，所花时间只有两年，而直接科研经费只用了500万元的条件下，他们推出了曙光1000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曙光1000在整体上达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国际先进水平，某些技术还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其运行速度的峰值达到了每秒25亿次。所以，有人说曙光机是中国的“争气机”，而曙光1000也荣获了199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和1997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天方夜谭”成现实
“在做曙光1号之前，国内做一台机器需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是八年前设计的东西八年以后基本上过时了，根本没有办法推广。我们研制曙1号，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国家投入200万元，省时又省钱，但更重要的是由此探索出一条在新的开放环境下怎么研制计算机的新路。”
“再拿CPU芯片来说，计算所没做芯片的时候，很多声音都说这件事太难了，中国人没能力做。我们用事实证明，中国人能够在专利丛生的通用芯片领域杀出一条血路，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
在李国杰看来，“事非经过不知难”更多的不是指集体攻关的难度，而是指在技术研发成功以后，如何将技术真正地变成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产业。他表示：“走过以后，你会发现，把一个科研成果变成真正有一定规模的产业，是非常非常难的。”原因在于，对于国产的高技术产品，我们国家目前的很多用户抱一种不太信任、不太支持的态度。这样造成的局面是，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者好像是在沙漠里学游泳，而不是在水里学游泳，缺乏应用环境。
“做自己的芯片也好，做自己的操作系统也好，计算机也好，都是这样。造成这种局面，可能和前一段时间我们自己的产品质量不高有关。另一方面，我们从政府到媒体等，在鼓励大家用自己的产品方面，舆论造势也不够。”李国杰对此深有感触。
难归难。事实证明，好多事情做起来也并没有当初有些人吓唬的那么难。比如，做龙芯的时候，有人直接给中央领导写信，说你们几十个人能做出芯片来的话，就是“天方夜谭”。有些国外的人甚至说我们是小孩“玩过家家”——投资仅仅是国外企业同类研发投入的十分之一，甚至是百分之一。
但是，计算所的人不太信这个邪：我们就是要把东西做出来。经过四年左右的努力，在实际性能方面，龙芯已经做到中低端奔腾4的水平，而且功耗只有国外的1/10。令李国杰非常自豪的是，计算所的研发队伍也已经成长为一支高水平的世界级队伍。
“我更多是摇旗呐喊”
业界有人评价，李国杰和曙光公司紧密结合所取得的成绩，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如何将“知识-科技成果-市场”三者运作成良性互动的时代风采。
对于个人的贡献，李国杰认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一个科技方面的组织者、工程的领导者。“我更多是给团队摇旗呐喊，鸣锣开道，想办法扫除障碍，创造条件。我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大的技术决策，多听一些国内外的反映。我做的工作更多是战略性的。”
曙光机产业化的成功，李国杰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每一步方向选择的正确。“我们很多事情在产业化上不太成功，可能跟当初选的方向不太对有关。大家对曙光机的评价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比如做Cluster（集群），做网格，都是在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就开始做，每一步还都走对了。当时，AMD找过联想、浪潮推64位服务器，但是他们不太看好。曙光就比较坚定地做64位，所以在中国最早采用64位芯片的服务器就是曙光。”
对于自己，李国杰的评价是：“‘有科学头脑的企业家’，这个我肯定做不到。我一直在讲，虽然我当了五年曙光总裁，但我不是企业家，甚至不是‘家’，连经理都算不上。我天生就是一个做学问的人。”
回顾过去岁月，李国杰认为自己从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乐趣。他表示：“你要说追求多少财富，多少权力，或者说给我什么官，给我多少奖金，这些我都不太在乎。事实是，我喜欢做这些事，做事情的本身就很有乐趣。快乐是在工作中间的。为什么做这个事就快乐？恐怕也是天生的。最高兴的时候可能就是，我感觉这一天过得很充实。”
李国杰的看法是：“快乐是在工作中间的。事实是，我喜欢做这些事，做事情的本身就很有乐趣。”
曙光1号
——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起点
我国高性能计算机的发展历史从曙光1号开始，曙光机的发展也从此开始。著名科学家王大珩参观了曙光机之后，曾经感慨地说：“高性能计算机的作用，不亚于两弹一星。”
1993年10月，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自主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SMP（对称式多处理机）结构计算机——曙光1号计算机，闯出了一条中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之路！
作为我国研制的第一台用微处理器芯片构成的全对称多处理机系统，曙光1号使我国并行处理技术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是我国863计划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它标志着我国已达到了设计制造支持多线程机制的对称式紧耦合并行机的世界先进水平，缩短了我国在并行处理技术上与国外的差距。以此为基础，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与国内几家大公司合资成立了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曙光1号的研制过程凝聚了很多人的辛勤劳动，包括早期参加决策的领导、专家，攻关过程中的众多科研人员以及应用过程中的相关人员。
1992年3月，智能中心组织了陈鸿安、樊建平、刘金水、李如昆、王永杰等人到美国硅谷进行曙光1号的封闭式开发，开始了11个月左右后来戏称为“美国洋插队”的生活。生活地为一美式独居小院，有四个卧室，厨房与客厅很大。办公处距生活处要开车20分钟左右。为方便加班，大家决定将办公地点设在客厅中。这样除与外界接触仍在原办公处外，其他的生活与工作就都在生活地进行了。
——樊建平（曙光１号系统软件负责人，现为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在智能中心，我曾和赵青、敖旭辉等一起调试曙光1号第二批主板；在杜晓黎的指导下写逻辑，并因为记仇儿，在年终聚餐时参与把他灌醉；和张晓霞一起去738厂联调；跑到樊建平老师的桌子前傻头傻脑地问他MPP和SMP编程有什么不同；抱着第一批曙光天演去总参安装；晚上和张浩、陈明宇、邹友勇等一起打MUD，并磨着居立去改经验值；写不出论文抱着自己的头，骂自己是白痴……
——赵晓芳（曙光１号主板调试人员，现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863计划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科技方面的事情一定要尊重科学家们的意见。863计划一开始是想跟日本人学做五代机，但是我们的科学家到日本实验室去看了之后，发现他们做出来的机器自己都不用。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走一条更符合世界科技发展主流，又符合国情的道路。这个决策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决策就没有今天的曙光。我起到的最大作用是非负作用，就是我没有阻挡他们，我报给宋健同志（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国家科委主任），而他支持了。